經歷4月最嚴年檢，納入白名單

甘肅某教培機構校長——張宇（化名）

“我在白名單上。”

2003年左右，張宇從公辦體制內辭職，出來下海創業。對于太多安于現狀的人來說，體制內的鐵飯碗或許象征著金燦燦的“安居樂業”誘惑，但對于張宇來說，從公辦教育轉型民辦教育那一刻的喜悅、解放天性的自由，這是至今回想起來，都是值得一生銘記的點滴瞬間。

“我現在在經營一個校區面積為500平方米、擁有12名教職工的培訓機構。”張宇告訴鯨媒體，從2003年創立到2018年強整頓整改之前，張宇補齊了民辦教育許可證，也乘上了互聯網教育的浪潮，通過智慧課堂賦能傳統線下，開啟信息化輔助、線下主講的授課模式。

張宇飛了。在不受限于民辦教育許可證，不受限于嚴禁公辦校老師兼職授課，不受限于教學大綱的超標設定等的舒適期，張宇帶著他的機構迅速發展，迅速壯大，解決著甘肅某小城市的教育資源不均衡問題，讓越來越多的孩子通過信息化的教學，飛出西北，飛進大都市。

但張宇不是“麻雀”，沒辦法在高空中的高壓線上落腳休息，因為2018年2月，教育部關于線下培訓機構的整頓政策來了。2個月之后，張宇也隨即迎來自機構成立以來的一次最嚴年檢。

“今年的年檢跟往年完全是兩碼事。要求我們提供民辦教育許可證，民辦教學許可證是允許你培訓，但必須還需要在工商特區進行民辦非企業法人登記，這兩項是必須的。另外就是對校區場地面積的要求，這個是按照條例來，生均活動面積不低于3平方米。消防通道這邊把控的也是比較嚴格的，需要有兩個及兩個以上的安全通道，學校建筑需要經過第三方認證，達到安全認證的標準。”

“關于教師部分單獨需要填寫一張教師資格證登記表，對教師（全職&兼職）數量、教師資質明列。”

“我們這個小城市，如果沒有公辦老師對教學大綱、教學進度進行把控，這個課就沒法順暢地進行。”

不過好在，在甘肅這個小城市里，并沒有搞真正的一刀切。在年檢檢查過之后，張宇的機構還是納入了當地政府的公示白名單。

“教育局網站上公布出來的合格培訓機構不足100家，而實際上，我們這個地方的教育培訓機構，大小算起來可能有2000家。所以其實對于未公布、未合格的這批是沒有進行徹查的，有好多機構還在正常運行。”

這些機構將運營到何時？黑名單何時建立？會不會因為嚴卡標準，白名單也會變成黑名單？這些，張宇自己也不知道。

黑名單與公辦校老師績效直接掛鉤

甘肅某教培機構校長——趙正（化名）

“沒辦法了，要么合規，要么關門。”

同是甘肅，同是公辦體制老師出身，趙正的教培機構卻在當地上了黑名單。巧合的是，這里簡直是張宇所在地區的另一個寫照。

如果說張宇還有些許喘息空間，這場整頓的考驗對于趙正來說，未免來得有些殘酷。

“我們這里查的太嚴了。當地政府配合教育局、工商等部門，對所有線下培訓機構都進行了摸查，對不合格的機構都沒有要求整改，而是不管你規模多大，直接打入黑名單。”

雖然打入黑名單的機構在合規之后可以申請重辦，但對于趙正這種拿慣了榮譽、獎章的人來說，懷疑自己、懷疑自己做的事情對不對，是自己在黑名單列表中看到自己機構的名字時最大的感觸。

“教育部會要求班主任把所有政府公布的黑名單發到班級群里，同時會聲明如果說在摸查的時候發現某個學校幾年級幾班的哪個同學在黑名單上的機構學習，會直接體現在班主任工作考核上。”

趙正說，孩子不敢來補課了，老師更是不敢來做兼職了。“比如在全職師資方面，我可以培養一批優秀的全職教師，但是我有這份心，我在這個根本留不住人才的五線城市，我上哪里去使力？”這幾乎讓趙正感覺到了崩潰。

機構生存的根本是建設自有老師隊伍

湖北武漢某培訓機構校長

老師之“殤”，或許才是最致命的。

與趙正相比，李剛顯然是一個有遠見的校長。“其實我有一點思考，線下教培機構在這次強整頓、甚至強整頓之后，生存方面面臨的這些挑戰最大的是什么？我認為是自有教師隊伍。”

李剛之前在武漢地區做過一次統計，統計結果顯示：所有培訓機構加起來的生源比例只占到20%，剩下的80%都是在公立校老師手上，更是有70%左右的機構都是依賴公立校老師來維持教學需要。

直白點說，現在70%的機構都是在依賴公辦校老師維持正常運行，這也符合上文中趙正校長被列入黑名單所定下的那個“罪名”。由此也可見，也許各地區實際的比例會有差異，但其所面臨的共同挑戰都是自有老師。

但自有教師隊伍真的如“不合規就合規，合規了就從黑名單除名”那么簡單嗎？顯然不是，即使李剛這般有遠見，即使從2013年就開始自建教師隊伍，但他現在仍無法做到全職老師都是百分之百合規。

“自建教師隊伍，無疑是一件高投入、低回報的事情。”

至于這個高投入、低回報，李剛說自建教師隊伍有兩個難題：第一是機構有沒有培養老師的氛圍，如果只是一個體量特別小的機構，就那么三五個老師，是沒有培養的氛圍和土壤的；第二是財力。

“我們分析了兩家行業大頭的師資流失率，大概在25%，我們這些中小機構的流失率在多少？我估計可以達到75%。這75%包括被淘汰的，也包括自己出走的（比如選擇出去考編制，或者跳槽到更大規模的培訓機構）。”

以李剛所在的機構來看，每年在全職老師培養方面基本要花費百萬級。“一批全職老師招進來，三個月試用期之后我們會進行一批淘汰，三個月之后基本會留下50%，也就是你做了50%的無用功，這里面的招聘成本、辦公成本、培養成本的損耗在一個老師身上基本就是1萬；半年之后，第二批淘汰和流失。這里面的損耗就更不用說了。”

消防不過關或將導致搬遷

浙江金華某培訓機構校長——張揚（化名）

“再不合格，我就搬家了。”

現在這家培訓機構是張揚買的，買的時候證件齊全，少了很多后顧之憂。

在金華這個教育大市，空氣中都洋溢著孩子要好好讀書、考好大學、出人頭地的土地上，張揚的起步有點像學而思早年培優的意味。

“我們這個機構的定位比較特殊，基本面向中高端需要拔尖的學生，相當于小精尖特訓班，學科主要涉及語數外三科。”

不過學而思培優都去掉培優的后綴了，何況是張揚的機構。“我們也開始調整，從最初的拔尖、培優，轉變為現在的分層教學，也就是所謂的個性化教學：根據孩子的學情進行分班教授。”

在內容上，張揚也對其課程內容進行了降級。從所謂的培優、競賽轉變為迎合課內教學大綱設計，讓孩子在相對輕松的學習環境里進行補差和提升自己。

教學避開了競賽之嫌，對于張揚來說，接下來面對的是一個機構普遍的通病——自有老師問題，另外一個就是對張揚來說，致死性的消防問題。

不過公辦校在外兼職的現象，在金華這個地方仍然存在。“孩子，包括家長對教育的重視、對課外輔導的重視，不會因為你整頓就有所改變。而是說，整頓對于他們的震撼，遠不及他們對于能夠走出小城市、上名校的愿景大。”

張揚提到，這個上面可能沒法管。查嚴的時候，這些老師就不上課，不查的時候再出來，甚至家長會主動幫忙站崗。

但這個橡皮筋在消防這個涉及孩子安全層面的問題，沒有絲毫松緊調整空間。“消防要求我們需要有一個自己的消防通道，但我們的校址是在商場里面，商場的消防通道再合格都沒用。所以這個不是我們能決定的。我們其實是很被動，沒有辦法。”

張揚說，要么他就要搬遷到上面認為消防合格的地方。這中間造成的損失，還有流失的生源，就沒辦法估計了；再一個就是化整為零，弄三五間教室偷偷摸摸上課。

同步規范線上，是舒適區還是重點整治區？

“還不如線下呢。” 一個線上從業者的哀嚎。

2018年11月26日，教育部辦公廳、國家市場監管總局辦公廳、應急管理部辦公廳聯合擬定了一份《關于健全校外培訓機構專項治理整改若干工作機制的通知》，明確提出按照線下培訓機構管理政策同步規范線上。

看似線上等同于線下，但線上的動蕩似乎更加明顯：

· 從2018年2月至今，線下機構的節奏是舒緩的；從2018年11月至今，線上機構的調整時間并不多。

· 從線上線下機構的用戶來看，線上教育公司的用戶粘性和忠誠度沒有線下那么高。

· 從線上線下面臨的問題來看，這里面有共性，諸如之前若干年監管空位造成的問題堆積，還包括線下不存在的信息安全、隱私安全等等在線教育公司的專屬特征；也有非共性，例如開展to B（對公）業務公司，再次面臨新規的影響。

這里面，還有一點不容忽視的是，線下的整頓基本已經“結束”，進入“往回看”、“鞏固成果”的時期，如教育部公布截至2018年12月30日的整改數據時表示的那樣：校外培訓機構整改完成率達98.93%。

似乎給上述這幾位憂心憂慮的校長指明了前路——“我依舊還有希望，整改政策確實有較大的彈性調整空間”。

畢竟，關于在線教育整改的話題已經成為今年北京市十五屆人大二次會議上熱議的議題。北京市教委以一句“今年上半年市教委將重點治理線上培訓機構”，一語定下了2019年整改節奏的乾坤。

畢竟，伴隨著2018邁向2019的新起點，教育部辦公廳印發《關于嚴禁有害APP進入中小學校園的通知》，通知提出各地要建立學習類APP進校園備案審查制度，按照“凡進必審”、“誰選用誰負責”、“誰主管誰負責”的原則建立“雙審查”責任制，學校首先要把好選用關，嚴格審查APP的內容及鏈接、應用功能等，并報上級教育主管部門備案審查同意。

畢竟，在對公APP進校需審核備案的文件下發后，教育部在一次座談會上，也曾堅定地表示要從嚴抓緊、從嚴落實。

值得注意的是，關于在線教育APP進校園必須審查備案、有害APP禁入校園的通知一下發，先后有走對公業務的在線教育公司“一起教育科技”、“知學科技”對該新規立即作出反應：已積極備案。

也有多方參與的“學習類APP發展與規劃互聯網+教育座談會”緊急召開，會上，一起教育科技創始人兼CEO劉暢，攜會上科大訊飛、極課大數據等企業代表，在臺上舉起右手、目視前方、莊嚴宣誓：共筑互聯網教育新防線，維護中小學教育教學健康有序發展。這里有幾條重要內容：

在內容審核方面，杜絕色情暴力、網絡游戲、商業廣告及違背教育教學規律等內容，杜絕抄作業、搞題海、公布成績排名等應試教育手段的內容；

在商業模式方面，堅決不向學生等未成年人收費或由未成年人支付相關費用；

在信息安全方面，不斷提升技術防護能力，保障用戶數據安全，尤其保障學生信息和數據安全，防止泄露學生隱私。

同時，行業外還有一批呼吁者“建議主管部門出臺針對在線教育的資質認證，建議法律部門出臺在線教育法”，一次又一次對在線教育行業發起“挑釁”。

這些錯綜復雜，或是矛盾、或是沉重、亦或是正義凜然的回答，讓線上教育公司成為了這場整改的最大被動方、最大危機者。

其中一位有著二十多年從業經驗的教育行業工作者表示：“尤其是對在線教育的監管是否與教育信息化2.0的戰略相矛盾？對APP的管控，可以說已經讓一些初創企業生存之路徹底被堵死，完全市場化的運營方法以后行不通了，在經濟下行的情況下，進行這樣的矯枉過正式打法對行業無疑是雪上加霜。”

也有家長透露出無助：“作為四線城市的家長，在沒有大學生家教、線下老師教學質量有限的情況下，我選擇在線APP是否會更難？”

這種焦慮已經如同熊熊戰火燃到了在線教育行業中的每個角落、每處縫隙。這樣看來，似乎有種在線教育行業飽受“摧殘”、“質疑”，楚楚可憐的感覺。

對于線上，是徹底堵死還是？

但“整”必然出自“亂”，單方面覺得在線教育楚楚可憐的時候，是不是也忽視了在線教育行業一些毒瘤存在？

“學習類APP發展與規劃互聯網+教育座談會”提到，整改在線教育，最終目的不是要堵死在線教育的可能性，更不是要置中國乃至中國兒童脫離于科技革命、信息化浪潮，而是一種“規范”，一種行業的重生。

雖然不排除有保持教育良知的APP在努力建設這個行業，但也有“若干粥里的老鼠屎”存在。例如，屢屢曝光、多次被點名批評的互動作業，就是陶醉于自己安居樂業狀態的一大典范。

其實，在線教育浪潮發展速度非常之快，自2013業內普遍認同的在線教育元年開始，一邊是多種模式、多種賽道萌生、發展、成熟，另一邊著實也在暴露出監管的缺位和滯后。

尤其是面對如此龐大、雜亂的行業，不可否認，里面確實涉及到很多可操作性的問題，涉及到政策傳達下去會不會變形的問題。但是，比起畏難退步，還是應該一步步往前走，尤其是在第一步上，就應該嚴打、嚴查，而后再探討視情況松綁的可能性。

不過，需要注意的一點是，盡管目前《關于嚴禁有害APP進入中小學校園的通知》主要規范的是參與學科教學的APP，對其它方面諸如收費、教學輔助工具等并未有太多要求。但當該通知明確指出此次監管對象為“進校園的APP”時，其實也意味著傳統在線教育公司的商業模式將發生改變。

隨著該通知的下發，B2B2C的公司可謂是遭到當頭一棒，基本只剩下兩條路：要么老老實實當做公立學校的有益補充，要么自憑本事在C端市場血拼。